中国人“不认命”的文化特质源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国东部季风气候既提供了水热同期的农业优势，又带来了频繁但可治理的水旱灾害，这种“踮踮脚够得着”的挑战促使古人必须组织起来治水抗灾，从而塑造了不认命、肯吃苦、相信事在人为的群体气质；与西方神话中躲避洪水的诺亚方舟不同，中国神话如大禹治水、夸父逐日等都体现了人定胜天的精神，这种文化基因历经千年延续至今，成为中国人面对困难时优先选择组织力量动手解决问题而非被动接受命运的文化底色，尽管地理环境塑造了这一特质，但文明的兴衰最终仍取决于人的选择与行动。
面对自然灾害，中国人和欧美人的态度有很大不同。
大灾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官员必须出现在一线，集中资源全力扑救，这是我们对政府的基本要求。但国外往往不是这样，比如森林火灾，国外可能任由其烧数月。
中国和西方各有一个关于大洪水的上古传说。中国的版本是大禹治水。《孟子》里说，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带着百姓硬是把洪水治平了。西方的版本是诺亚方舟。洪水来了，上帝指点的办法是造一条船，让少数人和动物躲进去，等洪水自己退去。
同样是洪水，一个是动手治，一个是上船躲。一个相信人能胜天，一个相信人要听天。
中国神话里，这种不认命的故事是一串的。大禹治水之外，还有夸父逐日、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真实历史里也一样。《史记》里，陈胜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秦始皇出游，项羽看见了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看见了说，大丈夫当如此也。草芥一样的底层人，也敢跟天命掰手腕。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偏偏是这片土地上的人，养成了这种脾气？
先看两种极端。
第一种，环境太严酷。比如青藏高原，生存条件恶劣到超出人力所能改变的范围，以卵击石没有意义，人只能靠内心的虔信化解生存压力。有一种分析认为，藏传佛教中那些面目凶恶的塑像，正是严酷环境在人头脑中的投射。这个说法未必是定论，但方向值得琢磨。
第二种，环境太舒适。比如热带雨林，动植物丰富，吃穿不愁，又无严寒。结果是那里的社会从宏观上看长期停留在简单状态，迟迟走不进文明。道理也不复杂，社会意味着约束和牺牲，日子过得太容易，没人愿意接受约束。
太难点不燃，太舒服不想动。什么样的环境最适合文明生长？是那种有困难、但努努力能够克服的环境，踮踮脚够得着的水平。
中国，刚好是这样。
中国东部和中部的主体气候是水热同期，夏天最热的时候雨水也最足，是农作物的黄金搭档。这种季风气候在地球上并不多，最典型的一块就在亚洲东部。但水热同期只是大体同期，老天不是钟表，水热前后错开一点，就是水灾或者旱灾。中国水旱灾害之频繁，世界少见，原因正在这里。中国人祈愿风调雨顺，祈愿的其实就是这口饭能准时。
关键在于，这种灾害虽然频繁，却恰恰属于踮踮脚够得着。修水利、治江河，就能把损失压下去。而治理大江大河，靠一家一户干不成，必须组织起大规模的人力。治水由此成了中国国家制度早熟的主要刺激之一，另一个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持续压力。也正是在这种年年与天争的循环里，不认命、肯吃苦、相信事在人为的群体气质，被一代代磨了出来。
反观其他古文明面对的环境。尼罗河的大泛滥、中东的沙漠、印度的酷热，都超出了古代人力所能对抗的极限。在那种环境里，人只能感叹自身渺小，于是造出人格神来跪拜顺从。
这不是地理决定论。地理给的是一副牌，怎么打还是人在打。同样这片土地，近代百多年里，我们也曾把牌打得很坏，自信心跌到谷底，觉得处处不如人。环境解释得了气质的出处，解释不了每一个时代的兴衰。
但懂得了这个出处，再看今天的很多事，会清楚一些。无论是抢险救灾，还是普及教育、治理贫困、修桥铺路，中国人的第一反应始终是组织起来，动手解决。这种取向，从大禹那时就有了，一直传到今天。
神话未必是史实，大禹也未必真的三过家门。但一个文明把什么故事讲给孩子听，恰恰说明它看重什么。